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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演出里的邓建栋
步入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时着实吓了一跳。春晚感觉浓郁的舞台散发着浓浓的山寨气息，特别是珠帘装饰的华丽的独奏台上赫然摆着一把白色折叠椅……本来以为工作人员会来撤换，结果这把椅子就一直用到了演出结束。
整场音乐会上，乐团身后的大屏幕都在放着什么视频，幸亏我座位太偏，什么都看不见。这种和影像结合的音乐会形式似乎是在向创立了“多媒体视觉声光花里胡哨音乐会”的我国著名钢琴大师宋思衡先生致敬。大屏幕前还总有一群总政歌舞团的美丽姑娘们翩翩起舞，只可惜我座位太偏，虽然带了望远镜也看不清楚姑娘的脸。这种把中国特色发挥到极致的音乐会，不知一辈子能赶上几回？
音乐会舞台上出现“主持人”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来自空政和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不断放炮，荒唐透顶，尤其是提到“二胡作为传统乐器已存在几千年”。弦乐器的始祖如拜占庭里拉、雷巴琴等存世也不过千年左右，哪来的几千年呢？即使算上二胡的前身“奚琴”，也是宋朝晚期才又拨弦发展到拉弦，距今不过数百年。直到近代音乐大师刘天华对其作出重大革新，体型增大，把位增多，完善技巧，二胡才真正成型。如果从这时开始算起的话，二胡的历史甚至不足百年，所谓传统曲目也都是由刘天华开始，从创作时间上来看无一例外地全是“现代派”。事实上，二胡得以广泛流传自然是靠其独特魅力，垫高历史既没用又显得心虚，何苦如此呢。
更搞笑的还是担任伴奏的空政文工团交响乐队。从来不知道职业乐团里有这么一号，而其的表现也证实了他们离职业水准还有十万八千里，山寨到无以复加。第二小提琴声部副首席揉弦时摆出佛祖拈花的手型，三根指头高高翘起；几乎所有演奏员都把椅子全部坐满，而不是坐前三分之一；最好玩的是，当天倒数第二个曲目《我的祖国》演完后邓建栋与首席握手，首席居然是一直坐着的。 这样一支明显没有太多演出经验的拼凑乐团，声音上的问题自然是太过于明显：弦乐声音不齐，铜管毫无克制，令人印象深刻的唯有《红梅随想曲》里单簧管的惊鸿一瞥，随后长笛进入与二胡对唱，美不胜收，但很快又淹没在嘈杂的弦乐洪流里，令人只有无奈叹息。
首演的叙事曲《阿炳》是一首毫无趣味可言的牵强附会陈词滥调之作。阿炳再怎么拔高也只是个没文化的民间艺人，连作品名也是杨荫浏祝世匡等人给起的，章节设定上“追梦”之类只能是作者强加的，不仅背离事实，也毫无道理。全曲就是阿炳的三首二胡曲大量支离破碎的片段拼凑而成，辅以一些俄国式的打击乐铜管齐鸣和中国式的弦乐大齐奏，就这样拉拉杂杂地扯了二十多分钟，最后补上多半首《二泉映月》，凑够页数和时长就算收工了。
因为所选的曲目相似程度太高，听众在整整两个小时中仍无法领略到邓建栋更加全面的表现。作为第一到第三二胡狂想曲的首演者，邓至少应选择一首吧，虽然对这一系列从无好感；作为刘天华演奏专家张锐老师的学生，如果能演一两首刘的作品就更好了。撇开两首首演和一首自己作曲的《春晓》，可听的就只有《红梅》、《洪湖》和《长城》了。
乐团加上伴舞的这上百号人全是不明真相的酱油党，艺术家只有邓建栋，亮点只有三首经典作品。据说这场演出是邓第一次在音乐会上演奏《红梅随想曲》。这部作品被他演绎得大气磅礴。邓建栋似乎极少使用自由节奏，也省略了一切不必要出现的装饰音，而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大音乐的张力上。这一指导思想和《红梅》、《洪湖》这一类作品放在一起就产生了奇妙的效果，江姐和韩英的纯爷们儿形象跃然于眼前。虽比不上其老师闵惠芬仿佛阅尽人生般的阐释，但《长城》也是邓建栋的拿手好戏。和音乐会前面的曲目同样的简洁风格，效果却换成了古朴苍劲，是暗藏于表面音符之下的英雄气概。
如果担任伴奏的不是这样一支山寨舞台上的山寨乐团，如果没有主持人大屏幕和舞蹈演员的干扰，如果把两首首演的三流作品换成一部完整的《长城》，如果换到音响效果更好的歌剧厅或音乐厅，如果邓建栋的供职单位不是空政文工团……亮点偏少，遗憾太多，只有期待下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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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贾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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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可的《睡莲》一曲奏毕，全场掌声雷动。以前就很熟悉这首相当出名的作品，可也许是因为台上动用了劣质扩音设备，也许是吉他的音色毕竟比不上陶笛，也许是因为后排一直用闪光灯乱拍还自称是贾鹏芳前妻的大妈太讨厌……乐曲本身并没有给我太多感觉，倒是作为主题动机的纯五度显得格外突兀，曾经在录音里觉得惊艳的那段旋律也仿佛没那么动人了。
学习作曲要掌握所谓“四大件”（和声，曲式，对位，配器），课程设置里却偏偏没有似乎应该是最重要的“旋律课”（也根本不存在）。这显然是有原因的。旋律既难又容易。难就难在这种能力多半来自天生，老师教不了，学生也学不会，比如勃拉姆斯一辈子都没写出多少可称得上悦耳的句子，最通俗的匈牙利舞曲也是改编自民间旋律，还因“剽窃”获得了不少争议；说容易，是因为再平淡无奇的旋律，到了配器大师的手中就可以升华成伟大。贝多芬的欢乐颂主题并没有太多神奇之处，如果是在那个年代第一次听到，我甚至会和其他乐评人一样认为贝多芬已然江郎才尽，可最终那段旋律成就了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乐曲，它本身也被赋予了特别的神圣意义，使得人们一听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很多音乐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它可称为伟大的地方，而与旋律本身没太大关系。
一直觉得日本作曲家全是旋律大师，贾鹏芳又在日本浸淫其音乐文化多年，自己创作的众多作品也着力于通过旋律取胜。之所以对New Age有本能抵触，是因为耳朵已经完全习惯了听古典音乐，懂得慢慢品味和声的细微变化带来的无穷乐趣，大脑也熟悉了同时跟随几个声部一起舞蹈跳跃的奇妙感觉。可New Age只能提供给我干巴巴的一段加上了种种电脑合成效果的优美旋律，这让我情何以堪呢。如果台上的主角不是一位二胡演奏家，我可能永远不会走进音乐厅去欣赏一场这样的音乐会。
贾鹏芳出走中央民族乐团二十多年，推出了十余张唱片，在东洋取得了其他华人艺术家难以企及的成就，几乎成为了中国New Age音乐的带头人。但面对作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现状，贾鹏芳应适时作出更大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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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购买了一张《遥》。选择它的原因是这张唱片里有两首经过重新配器的传统作品（《二泉映月》、《河南小曲》），而且它和我的名字一样……再加上在现场听到的《陕北抒怀》和以前听过的《月夜》，已经初步认识了贾鹏芳对传统作品的诠释能力。很期待7月24日邓建栋先生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还有8月23日宋飞在中山的独奏音乐会，他们两位基本代表了当今二胡艺术的最高高度。
而贾鹏芳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二胡演奏家，甚至是大相径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即新民乐和日本New Age的融合。新民乐也是New Age的分支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卞留念领衔的红黄蓝，冯晓泉曾格格的夫妻档，甚至还有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大腿秀，当然最出名的还是女子十二乐坊——2001年开始出名，屡遭“炮轰”，被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大师章红艳斥为假演，直到近两年几乎销声匿迹，最终的结局也证明了这条路上布满荆棘，发展新民乐难以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救命稻草。至于New Age，欧美日本各有诸多代表人物，拥有数量巨大的乐迷群体，不必赘述。
贾鹏芳的创举，在于放弃新民乐以乱七八糟的现代手法演奏民族音乐的做法，改以利用二胡的独特音色演奏New Age作品。其本质是New Age，已经与民族音乐关系不大，却又迎合了日本乐迷盼望了解中国乐器的愿望，加上在曲目创作上的独特个性和贾先生的人格魅力，终于一炮走红。这也一定可以给民乐工作者带来诸多启示。但是这样的好机会可能只有一个，即使是日本的音乐市场也不会需要另一个贾鹏芳。同去的朋友说，他的音乐技术上并不难，你也可以做出来啊。我说我当然有可能做出来啊，但我永远当不了第一个做出来的。因此，和唐骏不同，贾鹏芳的成功不能复制……
越是了解民乐的人，越认为民乐没有出路。没有现代音乐理论的支持，传统曲目又大量失传。每件乐器的声音都充满个性，可这既是独一无二的优势，也是致命的缺点：优势在于无可取代，缺点在于无法相融。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民乐配器已经与中央民族乐团初成立时的混乱情景大不相同，但仍然远不能和成熟的古典音乐配器理论相提并论，发展下去的路简直是一眼望不到头。贾鹏芳的尝试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扬长避短，他极力突出二胡作为独奏乐器的鲜明音色特点，选用了最不会产生音色冲突的钢琴、陶笛和吉他等作为伴奏乐器，而且很少使用和声，将旋律的作用最大化。
在他配器的《二泉映月》里，贾将阿炳的原作完全旋律化，几乎抛弃了全部的节奏变化和力度对比，用吉他和电声弦乐构成背景，使得全曲放弃了思想内涵方面的刻画，而着力营造气氛。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曲子已经完全脱离了原作的宗旨，但无疑对于不了解作品的普通乐迷来说更悦耳动听，更容易接受，虽然无法说喜欢，也不得不承认是一首成功的改编，至少强过吴祖强那个不知所云的弦乐配器版吧。如果仅从他这几首传统作品改编曲来看，其贡献不亚于克莱德曼之于钢琴，安德烈·里欧之于小提琴，莫里哀之于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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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的一大惊喜，是重新认识了儿时的偶像周耀锟先生。磁带里那个演奏中正平和如太极般滴水不漏的周先生在舞台上竟然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曲《病中吟》，速度极其自由，但又不会感到过于突然，一弓一指都仿佛在牵动心脏的跳动。青年时代周先生的演奏是少年老成，暮年的周先生却犹如返老还童，本该越老越醇的酒里忽然多了些辛辣之气，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完整。二胡的魔力在这首乐曲里完全释放，相信可以给台下那些只通过贾鹏芳开始了解二胡的日本乐迷们带来些许震撼——在这篇文章里，我读到一位“日本工作人员”写的：
这首曲子由服部克久作曲，是他和贾鹏芳的第一次合作。
他也被看似简单只有两根弦的二胡爆发出的惊人力量所震撼。
但对于当时的日本，二胡认知程度接近于零，
他以为中国的二胡演奏家可能都这么了不起。
恰巧有次机会，服部克久的乐团去中国演出，
也目睹了很多二胡演奏家的表演，
才让他彻底明白了贾鹏芳的实力。
我不知道服部目睹的都是哪些二胡演奏家，不知道他可曾听说过闵惠芬宋飞周维陈军于红梅邓建栋等等等等。但可以保证的是，贾鹏芳与国内的一流演奏家相比，在技巧和对传统作品的理解上完全不属于同一档次——贾的特长也根本不在这些项目上。他是优秀的New Age作曲家和演奏家，他是民乐发展的探路人，他是在日本辛勤耕耘的二胡大使。但我无法认可作为二胡演奏家的贾鹏芳，因为我心里有一长串闪亮的名字：我最崇拜的有凭一人之力建立起二胡教学体系的刘长福老师，有敢于挑战音乐学院权威、可称得上德艺双馨的宋飞老师。闵惠芬是二胡艺术的教母；于红梅琴声如珠玉绸缎；周维最会玩儿二胡；陈军技巧最让人眼花缭乱；邓建栋的琴声就像指点江山的英雄。这段话也让我彻底明白了日本对二胡的认知程度——确实是接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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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人排成了长队等待签名合影。贾鹏芳依次按乐迷的要求在碟片和节目单上签字，不断说着谢谢，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想起吕思清的音乐会后居然要求在现场买唱片的听众才可以索要签名，贾老师的和蔼就如同他在访谈时的表现。即使是在台下，艺术家的一言一行还是会被听众记在心里。
遇见贾鹏芳是难得的缘分，是难忘的艺术享受。
不久前才知道这位名声只流传在东瀛的音乐家在中国也已经有了规模相当大的乐迷群体，而我对其了解甚少，占用了一个宝贵名额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希望这篇评论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希望贾鹏芳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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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音乐安排
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北京音乐厅都推出了一系列普及性质的音乐会，票价低廉，为贪便宜一下子订购了好多。在这儿整理一下。
7月17日，北京音乐厅 2010年长城国际音乐夏令营开幕式音乐会——去围观一下中央音乐学院的当家名师柴亮
7月18日，中央民族乐团 贾鹏芳与中央民族乐团——贾先生的New age新民乐墙外开花墙内香，唱片从没在国内发行，但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乐迷群体。听得不多，纯围观
7月20日，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四郎探母——杜镇杰啊！迟小秋啊！
7月24日，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邓建栋二胡专场——当今首屈一指的独奏家
7月26日，中山公园音乐堂 宁峰与长城独奏家音乐会——第五次围观宁峰大师
7月27日，北京音乐厅 美国弦乐四重奏——ASQ今年二度访华，海顿海顿……
7月28日，北京音乐厅 完全巴赫——第一次现场听哥德堡。等不来朱晓玫，有盛原也还将就
8月6日，中山公园音乐堂 李祥霆古琴与即兴音乐会——最好的古琴演奏家之一
8月22日，中山公园音乐堂 宋飞的音乐情怀——儿时到现在十多年的偶像，宋老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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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不爱乐
中国爱乐乐团的十周年庆典结束之际，掌门人余隆字拉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谈到庆典音乐会更改曲目，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能更透明一点，说说这次爱乐庆典音乐会在开演前十天，为什么要临时改曲目？首场原来全是柴可夫斯基，改成了陈其钢的《二黄》；最后一场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改成了一个大联欢。有乐迷认为改曲目是因为央视有转播，要迎合更多的电视观众？
余隆：完全不是。就是艺术的原因，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跟转播一点关系没有。第四场音乐会的指挥只能安排在21日演出，到25日最后一场只有 3天的排练时间，原定的贝多芬第九从我个人的角度不够我要求的排练时间；至于第一套节目的更改，因为郎朗来，我们商量，爱乐十年应该有对中国原创新作品的推动，刚好陈其钢刚刚有新作在国外首演，我们希望在中国给大家看。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给买了票的乐迷做一个解释？
余隆：没什么好解释的。改曲目是每个乐团有的权利，全世界的节目单上都会写上“以当天曲目为准”。
我们这十年改曲目的情况非常多，为什么以前我改没有人说呢？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一个机构不可能没有 enemy(敌人)，这里至少有人有意识地制造一些舆论。不知新闻周刊记者是否看到了我的文章。只提及了文中的两场音乐会，而5月9日由杨洋和夏小汤执棒的音乐会曲目也有重大调整。原定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沈凡秀老师演奏羽管键琴，上演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五号，而直到演出前一天才从某位演奏员处获悉曲目更改成了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乐团自己的网站、北京音乐厅的网站上都没有任何通知。退一万步，更改曲目“没有什么好解释”，难道改成了什么也不能提前告诉乐迷？
全世界的节目单上都会写上“以当天曲目为准”，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违约要道歉。不道歉也不犯法，最多以后“买了票的乐迷”不再买票了，在博客上写文章毁毁你们声誉罢了，反正爱乐也不缺这点钱，而且十年来早已毫无声誉可言，自然也债多了不愁。
余拉扬“负责任”的说此事和电视转播无关，而这一说法正是余隆的老朋友，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组织者曾伟先生自己说的。音乐季是去年就排出来的，难道直到今年四月份才发现3天时间不够排练？在后面的采访里余隆说，“演出季是一个乐团正常的工作行为。在国外没有演出季的乐团都叫业余乐团，但中国大陆不能这么说，像爱乐这样有完整演出季的没几个。”一方面以拥有演出季来瞧不起其他乐团，一方面又随意更改曲目拿自己的演出季不当回事儿，余隆抽起自己的嘴巴来piapia的。
十周年之际，看到枪文满天飞。《音乐周报》的陈志音说，“（5月15日的音乐会）圆号Solo从未有过这么好的音色与表情”。数不清的堪称完美，一篇篇的万古千年。
新闻周刊给爱乐留足了面子，而余拉扬则把恬不知耻发扬光大。再加上满篇的贬低同行（“中国这10年来的交响乐音乐史有百分之五十是爱乐做出的，另外一半分到全国所有其他的乐团”，“那些乐团愿意这么做是他们沽名钓誉”），对大剧院陈总的攻击（“因为陈佐湟的原因，有两样东西如今体现在国家大剧院身上。一个是夜郎自大，他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剧院；还有一个就是井底之蛙”）。在古典音乐贫瘠的土地上，一个“乐霸”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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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十年
曾经犹豫再三要不要去听今天的音乐会，最后决定退票。可阴差阳错地又得到一张票，于是还是去听了。结果上半场演出时坐在吕思清旁边，近水楼台索要签名使得整个二层观众席都发现了这位过气演奏家，结果他下半场只好躲到角落里去了。最后一曲结束后料定有返场，提前溜出来排队，第一个拿到了门口诸位音乐家的签名。
因为陈允首席已经帮忙拿我的名字找王健签过名，他看到吕思清写的“to徐尧”后忽然说，原来你就是徐尧啊……受宠若惊得后脊梁冒汗。宁峰看到我也问，上次是在北大见过你吧？其实五一期间在成都也见过一次，不好意思再套近乎了。
至于演奏方面，前面三段京剧混乱不堪，再次证明把京剧伴奏交响化一定是彻底失败的。张建国团长的表现堪称完美，王艳还将就。邓沐玮就比较倒霉了，开始唱的时候台下似乎有什么大人物进来，受到了严重影响。观众里似乎听戏的很少，所有该叫好的地方都保持沉默。三首咏叹调没什么毛病，廖昌永格外牛。
宁峰再次奉献了近乎完美的演奏，亚克西曼版卡门听起来风情万种，洒脱自如。只是被乐团严重拖累，结尾处的乐团不仅与独奏脱节，自己也已经散架。白建宇两次登台，献上肖邦的华丽波兰舞曲和改编的莫扎特《让我们手拉手》。世界级大师展示了极其深厚的功力。王健的洛可可发挥一般，出现了好几次音准问题，当然整体还是相当棒。
以《罗马的松树》结束这场音乐会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保利的观众席三层很适合模仿山顶的铜管组藏身。曲目热闹非凡，还真的放飞了群鸟，只是其中有几只不老实，绕着乐团飞来飞去，还落到了某位演奏员的裆上，引发骚动……一演完就溜出去排队了，之后音乐厅里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仍然为换掉贝九而感到气愤，不过能见到这么多大腕艺术家也算不虚此行了吧。爱乐十年，至少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网罗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培养了一大批忠实听众，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是很多。下一个十年，希望爱乐有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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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耶啊……梅耶……
BBC是一流乐团，贝洛拉维克是一流指挥。但梅耶是真正的大师。谁也比不上今夜的巨星。
不仅是听觉上的享受，同时也是视觉上的。一袭黑色晚礼服惊艳登场，50岁也依然风华绝代。整场演出一直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时不时作出招牌动作——左手离开乐器轻轻挥舞，举手投足间所见都是优雅。乐音飘飘如弦乐直入灵魂，尽管聆听了无数遍唱片，但现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第二乐章美得令人心醉，几乎为之落泪。莫扎特这部脍炙人口的协奏曲梅耶录制过很多次，并经常在全世界巡演，而每一次的处理都几乎一样，这部作品已经融入了血液里。
曾经一提梅耶就自然想到与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之间的恩怨纠葛。卡拉扬的确慧眼识人，为这样的天才演奏家的确值得跟乐团吵一架；乐团的成员也是对的，梅耶清新靓丽的音色绝不可能融入柏林的凝重浑厚。只有她作为独奏家站在乐团前面时，乐团和她才能相得益彰。卡拉扬之后的两任柏林爱乐艺术总监都携乐团与梅耶录制了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她是天生的独奏家。
其他的，还能说什么？Michael Tippett的科雷利主题协奏幻想曲很好听，三位独奏家技艺高超，弦乐音色唯美动人。而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听了那么多唱片再听现场仍然没什么感觉，BBC又把它演得格外喧嚣吵闹；返场的良宵再次证明外国人演奏中国乐曲就是胡闹，他们永远学不会滑一个自然的小三度。
大剧院居然把节目单上的普五印成了肖五。观众素质一如既往的低，不乱鼓掌会死啊，咳嗽憋着点会死啊？忽然怀念起中国爱乐的音乐会来了，尽管保利剧院的音响效果就是个joke，但观众都是熟客，永远懂得在最合适的时候献出掌声。大剧院难道只是给暴发户和旅行团准备的？
今夜的掌声，只献给梅耶。 -
擂台
5月15日和6月25日，北京将迎来两位世界顶尖的大提琴家——Lynn Harrell和Ralph Kirshbaum。
两个人前后脚的到来颇有些擂台的意味。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将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更因为他们的启蒙老师都是德州名师Lev Aronson，还都曾在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担任皮亚蒂戈斯基荣誉教席。对于北京乐迷而言，一个是杜普蕾1673斯特拉底瓦里大提琴的继承人，一个是中国大提琴家王健的大师兄。而担任伴奏的乐团则分别是艾申巴赫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和邵恩指挥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爱乐”与“国交”的对决也会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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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宋思衡，无敌郑小瑛
5月3日，在成都近距离接触了郑小瑛和厦门爱乐乐团。
乐团甫一发声就让人觉得惊艳。除了圆号之外没有一个声部不满意。郑老师的指挥节拍清晰线条流畅，老一辈指挥家的深厚功力和巨大气场席卷了整个音乐厅。
至于宋思衡，实在懒得再写什么。把琴砸响就算钢琴家了？曾经所谓少年天才，如今已经彻底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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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峰·西贝柳斯
4月27号到达成都的飞机晚点，在演出开始前10分钟终于赶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学院乐团即将携小提琴家宁峰出访新加坡，这场音乐会正是出国前一天的预演。进场之后大吃一惊的是人员的单薄：中提琴只有5把，大提6把，低音提琴4把。序曲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前几个齐奏没一个齐的，随后尖锐的弦乐就开始不断折磨我。川音院长敖昌群的交响曲《生命》是一部极其雷人的作品，辉煌的末乐章简直是音响化的“纵做鬼也幸福”。以青年教师骨干为主建立的川音乐团个人素质颇高，只是编制上捉襟见肘，指挥家朱其元调教不周，声部完全无平衡可言，且节奏不稳。希望新加坡之行不要出太大洋相。
宁峰甫一登场就赢得了全场叫好。作为川音培养的又一位演奏家，宁峰在这里的人气极高，演出也格外卖力。西贝柳斯协奏曲对乐团的要求很高，川音乐团的表现不及格。而宁峰的表现堪称完美，连细微的失误都找不到，表现出色至极。第三乐章只用了7分钟，演奏干净利落，音色丰富立体。结束后宁峰并没有演奏安可，可能也是为这次出行保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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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诚信缺失——再记中国爱乐
作为北京的古典音乐听众，很难不对中国爱乐乐团抱有期待。国交破，北交穷，砸锅卖铁听余隆。作为背靠中央电视台的官办乐团，爱乐很早就开始了相对正规的商业化运营，十年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实力蒸蒸日上。2008年荣获英国《留声机》杂志的“十大最具影响力乐团”称号之后，乐团和粉丝更是high得不行。还记得在央视艺术人生播出的访谈节目上，有位粉丝带上来积攒的好几袋节目册，全场掌声雷动，余隆指挥当场宣布这位幸运的乐迷终生免票。可见他们也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乐团而言，忠实听众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只听过爱乐的三次现场演出，难以自称忠实听众，不过今天发生的事决定了这辈子肯定不会获得这一殊荣了。爱乐的著名美女大提琴家，曾就读于朱莉亚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的杨长缨女士亲自来我校内的日志上留言，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这篇文章也太夸张了吧！有点什么就上纲上线硬是要跟政治挂上钩。一个职业乐团临时修改曲目是不常见的，也许就是因为有其他的特殊原因。但又怎么可以说是傲慢无诚信？倒是想知道这位作者对艺术的理解范围有多大？哈哈哈
艺术家来与买票的听众辩论，实在有点难以理解，这也恰恰以一个缩影证明了我所说的爱乐的“傲慢”。其实我特想说你们有毛特殊原因关老子屌事，我们有知情权。
小帅同学说，“最讨厌‘特殊原因’这种说法”。
以下是我当时的回复
杨女士是爱乐的大提琴演奏家，对艺术的理解自然比我深刻百倍千倍，不过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有待提高啊。原文中提及政治化的是针对郎朗即将上演的这部陈其刚协奏曲，而众所周知的是他是世博会和奥运会的音乐作者。在这个时候上演这样的一部作品，而抛弃原定的柴一（据称去年年底原定的曲目是贝多芬第四协奏曲），除了政治目的之外我想象不到其他任何理由。而在这一点之外，我并没有说爱乐在为政治服务，我想说的是它自甘堕落。
爱乐的傲慢我已经写得很明白，没有提前通知，没有解释原因，没有道歉，没有提供退票通道，认为更改曲目天经地义，而不是将音乐会门票视为与听众建立的契约。至于无诚信，那就更不必说了，这就像点了梅菜扣肉，厨子给上了宫保鸡丁。
杨女士不要忘了一个“职业乐团”的衣食父母恰恰是我们这些对艺术的理解极其浅薄的乐迷，我们用一一张门票养活了台上的演奏家，也用价值以十万元计的收藏支撑了日渐衰落的唱片工业。
希望杨女士学会尊重乐迷，与爱乐一道在艺术事业上不断进步。真诚希望爱乐能成为一流乐团。鼓励是支持，批评也同样是支持。
我更杞人忧天地为这个所谓职业乐团担心一下，当他们以这样的做法羞辱了乐迷，把听众从音乐厅里都赶走的时候，还有谁来为这个乐团的前途买单？听听把贝九改成大杂烩之后的骂声一片，希望在十周年之际的一点点不和谐能给下一个十年带来些许推动。
成文之时，收到中国爱乐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家邵时先生发在校内上的贺电：“谁写的 先挖他家的坟墓”。
哈，哈，哈。
